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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人在内地养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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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块手表,表链叠得平整;一面镜子,擦得一尘不染;还有一台电话。三样物件整齐摆在铺了塑胶垫子的床头柜上。东莞樟木头养老院,79岁高龄的张伯保持着香港老人特有的整洁体面。

  这个养老院总共有160名老人,其中约有20名来自香港,高峰时期曾住了60名香港老人。

  事实上,香港社会老龄化问题严重。据统计,到2031年,香港人口中有1/4为老人;85岁或以上的老人将会是现在的3倍。

  几年前,港元比人民币“值钱”,内地物价也较香港低,部分香港老人选择回内地养老。不过,随着上述两个因素倒转,他们在内地渐渐感到生活压力,近两年,返回香港的数目呈上升趋势。

  2012年,香港特区行政长官于施政报告中提出,向选择移居广东的符合资格的香港老人发放高龄津贴的“广东计划”。该计划将于2013年年中推出,届时会向移居广东的符合资格的老人发放高龄津贴,每年约1.3万元,预计3万人受惠。

  樟木头养老院有一栋楼没有第四层。这栋楼里住的多数是香港老人。由于粤语中“四”与“死”是谐音,香港人对“四”字很忌讳。养老院方面在电梯数字键上贴上纸片,把楼层数字改了。

  为了配合香港老人的生活习惯,养老院专门包了一辆大巴,送他们到附近喝早茶。

  张伯在樟木头住了两年。早年,张伯从广东梅县到香港开制衣厂,1997年金融风暴中工厂倒闭。受困于严重的鼻炎,张伯又回到了内地。“香港的医生说治不了,只能换个环境。”张伯说。

  香港工会联合会东莞咨询中心助理主任邵建波介绍,七八十岁的香港老人回内地养老的比例逐步增加。那批老人是上世纪四五十年代从内地到香港谋生的。

  邵建波说:“香港是个老龄化社会,如果福利政策能支撑的话,希望回内地养老的老人应该很多。”

  刚来到东莞,张伯有诸多不适应。他想出外走走,在街上绕了几圈没发现公交车站。在保持着村镇架构的东莞,公交车是扬手即停的。

  同一层楼一名婆婆也来自香港,她帮助刚入住的张伯习惯东莞的生活。

被称为“小香港”的樟木头,是不少香港老人的选择。

广州番禺祈福新村刚开盘之际面向香港买家,当时便宜的楼价吸引了众多香港老人居住,是出名的香港老人聚居地。

  这些老人早晨结伴沿着湖边散步,到了中午就到会所喝茶或者买菜做饭,下午是打麻将时间。

  当时整个祈福新村的住客里,有1/3是香港长者。由于其时内地物价低,港元好用,在内地养老有多种选择:有的是拿“生果金”(香港高龄津贴的俗称)加上退休前的积蓄在这租房,有的是前期买了房子(香港政府查不到)后来拿“综援”(香港综合社会保障援助的简称,用以保障经济上无法自给的人)作为生活费,有的则是子女为他们在这里买的房子。按照现行规定,拿“生果金”和“综援”的老人需要定期回港居住。

  同样住在祈福新村的广州人林伯认为,这批香港朋友讲道理、有礼貌,“同声同气(语言相通)”,是很好的邻居。

  张伯说他有时挺挂念香港的。街上报摊有多种香港报纸售卖,张伯每天早上散步买几份报纸回来“了解香港在发生什么事”。与过去打成“蛇饼”的过关队伍相比,现在往返内地与香港便利很多。张伯偶尔约家人在距离内地最近的香港地铁上水站见面,吃顿饭后又返回樟木头。

  上水站也是陈伯回港取药的地点。

  陈伯是独居老人,60岁,中过一次风,左腿不灵便。从香港食环署管理小贩的岗位退休,陈伯喜欢称自己为“公务员”。事实上,他只有2000多港币的退休金,并一直租住房屋。退休后无力承担房租,陈伯“咩都无了(一无所有)”,他选择来到樟木头养老。

  内地物价上升,陈伯的退休金不足以支付养老院费用。为申请香港“综援”,陈伯中途尝试在香港私立养老院居住。

  “香港的养老院只想着钱!”提起那里的生活,陈伯依然气愤。他描述,几个老人住在10平方米的空间,想添饭都不被允许。陈伯吃不饱,走到楼下餐厅再买东西吃。

  一气之下,陈伯宁愿不要“综援”,再回东莞养老。

  在樟木头养老院负责照顾陈伯的朱小姐描述,陈伯从香港养老院回来时,脸颊消瘦、头发花白。养老院决定每月减免陈伯几百元费用。

  香港社会确实存在难以承受的老龄化压力。香港老年学会总监张玉霞介绍,香港政府每年投入最多的就是教育,其次就是医疗和老人福利,在老人福利支出上有300亿元港币。不过,老人数量仍在增加,投入相较不足。

  “20年后香港4个人中估计有1个就会是老年人。”张玉霞说。

  香港闹市中心养老院越开越多。在红磡,一个街口内就开了两家养老院。工作人员称,轮候的老年人已经额满,要入住只能先登记再等通知。

  香港大致有三种养老院。一种是完全政府资助,一种是完全私营,还有一种是私营与政府资助结合。民间机构承担了大约90%的养老服务。

  不过,公立养老院需要排队,私立养老院收费较贵。而且,在寸土尺金的香港,不可能像内地养老院这样为每位老人提供一个独立房间。

  除了养老机构,香港综合性社会问题实质进一步恶化了老人晚年境遇。例如尽管有强积金(香港1999年起实施的养老金制度,全称“强制性公积金”),但按照香港当前的人均月收入,一个人到了65岁以后可以使用的钱其实很少。居住面积过小,居家养老也捉襟见肘。

  秦老太太是香港人,今年95岁。

  她与儿子方先生一起居住时经常发生矛盾。“香港房子这么小,挤着太多人,两代人生活习惯又不一样,矛盾就爆发出来。”秦老太的孙女说。方先生与母亲相处不下去,将其送回广州的姐姐家。

  “香港的老人家喜欢在街上逛,你知道为什么吗?”一名香港老人问道,“家里的空间非常小,只够摆台10来寸的小电视。但是你不可能一天到晚看电视。你能看多久呢?”

  另一名受访的香港老人把香港的房子出租,然后拿钱来交东莞养老院的费用。他的儿子基本很少过来看他,老伯说儿子混口饭吃很吃力,一天要打几份工,所以他选择到内地居住,减轻儿子的照管压力。

  内地广阔的空间可以帮助消化香港的社会压力。可是,受制于制度之间差异,福利不可携带过境,香港老人回内地养老受到局限。“有老人家跟我说:钱花完了人还没死。”邵建波说。

  根据邵建波提供的数据,2009年工联会东莞咨询中心帮助30多名香港老人返港,2010年这个数字上升到50多人,而2011年共帮助89名老人返回香港。

  令香港老人止步的还有医疗问题。

  樟木头养老院院长蔡小琴介绍,虽然香港公立医院要排队看病,但每人住院只需100元/天的福利还是让老人家安心。再加上香港的老人家对内地医疗不信任,“伤风感冒会在当地治疗,慢性病、重病一定要回香港。”

  最近养老院有一名老人因为胃病加重,需要经常回港复诊,只能返回香港居住。该老人和妻子在樟木头已住了10年,如今只得让妻子留下,只身回港。

 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于施政报告中提出,向选择移居广东的符合资格的香港老人发放高龄津贴的“广东计划”。计划将于2013年中推出,届时将向移居广东的符合资格老人,发放高龄津贴,每年约1.3万元,预计3万人受惠。

  据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香港工联会工作人员透露,负责落实“广东计划”劳工及福利局尚未有明确的时间表。

  “劳工及福利局有关人士说需要时间做准备。我们估计,因为适逢行政长官换届,还要等新的政府班子稳定了才有时间办这件事。”上述人士说。

  据香港老人协会总监张玉霞介绍,之前香港赛马会和NGO合作在深圳设立了老人院,肇兴也有与香港NGO合作老人院,专门收香港的老人。但是很多人不愿意去,因为医疗条件比香港差很多。

  但香港老人的生活压力确实很大。今年2月初,工联会协助一名长者回港。该长者退休后带着积蓄回内地投资小生意。没想到生意失败,连养老院的费用都交不起。他想回到香港申请“综援”和公屋,但又要排队,养老院更加住不起。情急之下,老人爬上天台想自杀,幸被发现。

  近年内地生活成本上升,老人凭其有限的经济资源,可以做出的选择愈加少。

  不少祈福新村的香港老人将房子卖出去,返回香港居住。广州老人林伯感慨,过去一起沿湖散步的香港朋友越来越少。“他们回到香港,住得可就没有这里舒适了。”林伯说。

  秦老太太在今年的团年饭上吃出急性胃病住院,全家开始考虑她的看护问题。其后,家人发现她痴呆的症状越来越明显。

  家人最后决定送她到广州的养老院。被护士抱起来的时候,秦老太失禁,尿了护士一身。“她心里知道,要住养老院了。”秦老太太的孙女说道。

  张伯家境较好,但养老院日常生活略显清静。一天傍晚7点,张伯和帮助过他的婆婆一起看新闻。节目结束后婆婆返回自己房间。晚上10点,医护人员敲张伯的房门,说婆婆突发心脏病去世。

  这件事让张伯十分感慨。不过,他说隔壁又有香港老人入住,他会像婆婆之前帮他一样,帮助新成员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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